考大学最多年？
明清科举制度最严密，规定应考者必须是生员，考取生员的途径一般是参加本省各县、府举行的童试。录取后的生员可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。乡试在各省省城进行，录取者称举人。乡试第二年的春季，各省举人在京师参加会试，录取后再经殿试，钦定三甲，一甲三名，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；二甲若干名，赐进士出身；三甲若干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新科进士经过翰林院的考试，成绩优等的被选为庶吉士，充当皇帝的近侍，参与机要文书的处理，学习期满考试合格者，留翰林院任职，其余“分部学习”，到六部、都察院等衙门任职。新科进士到翰林院学习和任职的人数，清初是十分之二三，中叶以后增至半数以上。因此，清人习惯地把进士也称为翰林。
清代翰林多以显贵、才俊著称，在官场的升迁、待遇上优厚于其他官僚，成为朝臣的中坚，故有“官之极贵者，必翰林为之先”、“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”、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”的说法。这样，科举制度就成为清代知识分子仕途的起点，能博取进士功名就成为士子们的最高奋斗目标。清人江春霖曾著有《官箴辑略》，专论为官之道，把作翰林看作是荣显之本。他说：“荣显之本，莫先于入翰林”。因此，科举入仕的最高级学位——进士，就成为清代士子们穷毕生精力追求的目标。
然而，要夺得进士功名，就要应多次试，要经过县试、府试、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等六次考试。一个童生从参加县试到殿试被录取为进士，至少也要十二三年的光阴。例如：清末翰林徐树蛰（号芸阁）就是经多年努力苦考方才取得功名的。据《芸阁徐太师荣哀记》载：徐树蛰于“同治庚午年（1870年）十五岁入县学（即为生员），其后十试乡闱（即参加秀才参加的乡试）不遇……（同治）十三年癸西（1873年）年十八试春闱（指通过乡试后的举人参加的会试），主司下笔不中式。十六年丙辰年（1876年），再试春闱……取中二百五十六名进士。”从1870年至1876年这七年间，徐树蛰在科举道路上就吃了十三次“鸭蛋”，真是苦之又苦。
翰林是朝臣的中坚，宰辅的储备，但是，能够由翰林进入仕途，并且升至二品以上高官的人数也不到翰林数的十分之一。翰林院中的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当不了什么高官，只是在馆阁之间度过他们的后半生。如梁章钜所言：“翰林院乃士人登天之阶，而仕宦生涯亦从此刻舟求剑焉”可见科举入仕这条路是极难走通的。然而，为了那十分之一的希望，士子们还是苦苦地挣扎在科举的道路上。同治时进士谢墉曾题有《送高希斋同年假归》一诗，描绘了那些老进士们苦苦赴考的情形，诗曰：“十载寒窗伴蠹鱼，白头一到帝京居。自夸射策为清士选，谁料看场是老翁庐？”
清代科场的恐怖性，也使许多士子不敢去碰那十分之一的高官的位置。因此，中举人后，就“托足高门”不去博取进士的士子比比皆是，这在清代笔记小说中常常可以遇到。例如：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就记载了某人在乡试“登名以后，急归而娶……及临会试之秋，则设宴，张乐，广延宾朋，酒阑灯為，以彩舆鼓吹送妻入房，三日不出，谓之‘收篷’。”从此“自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