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五行生克中，“木”克“土”，所以土属“辰丑戌未”的属相都为“大林木命”。而“子午卯酉”属于“日主自坐”，其五行强弱与“天干”有很大关系，如果出生日的地支是“子午卯酉”，而对应的“天干”有“甲、乙、丙、丁、庚、辛、壬、癸”八个字之一的话，则其五行属“木”“火”“土”“金”“水”。
比如出生在农历三月（辰月）的人，如果有“甲乙”任何一个字的话，都是“大林木”命；如果是出生在农历六月（未月），而“天干”有“丙丁”其中一个的话，也属于“大林木”。
当然，如果“天干”没有“甲乙丙丁”任何一个字，而只有“戊己庚辛”中的某一个的话，则为“沙中金”或“平地木”了。 除了以上以外，还有“剑锋金”“钗钏金”“桑拓木”“大溪水”“杨柳木”“大海水”……等等许多不同的属性。
单之优质答主生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，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它源于对大自然及万物的朴素认知。十二生肖在不同的时期称谓各有不同，如十二兽、十二畜等，最开始是作为十二地支的注解而存在。在汉代时，十二生肖已经非常普遍。除了民间艺术、神话和文学作品有相关记载之外，大量出土文物，如东汉墓砖、陶器、铜镜、钱币上也都有十二生肖的形象，由此构成了蔚为大观的生肖文化并延续至今。
十二生肖中的生肖猪，其形象的源起与驯养猪的时间有关。据动物学家研究，猪的驯化从旧石器时代末期便开始了。新石器时代，随着农业发展，人类开始固定居住，猪也成了家畜。同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人与猪共存的墓葬，尤其是儿童墓，随葬的猪头、猪下颔骨数量较多，这表明当时人与猪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就出土了一件泥质红陶猪，它通体呈红褐色，长22.5厘米、高9.8厘米，以泥条盘筑法成型，手工捏出猪的头部和四肢，再与身部相接，施红陶衣，最后入窑烧制而成。这件泥质红陶猪呈俯卧状，肥头大耳、长嘴短尾、短腿粗腰，猪身前部和腿上饰有刻划纹，表现了毛发。尽管造型略显粗糙，却生动表现出猪在被驯化后“其肉的纹理疏缓肥泽，肥壮、驯顺”的特征。作为祭祀用品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证实了猪具有重要的图腾文化意义。
与生肖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肖马，它的出现要晚得多，与养马、驯马有关。夏商周时期，战车作为当时的新式武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而马则是战车不可或缺的力量。商代遗址及殉马坑中出土的马骨，以及卜辞中有关马的记载，均证明了商代养马之风的盛行。商代的养马主要为军事服务，到了周代，养马的范围越来越广，许多王公贵族、文臣武将在私田中开始养马，马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。随着养马业的兴盛，人们对于马的生老病死越发关注，为寻求马的庇护，以祈求自身有骑乘，有战功，有地位，有福气，生肖马便应运而生了。
马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工具，还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。商周时期，各种器物上多见马的造型，如商晚期的伯公父马尊、西周中期的伯懋父马匹驭车青铜卣等。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战国铜马饰件共有15件，造型生动，手法精美，体现出楚人精湛的铸造工艺。这些动物造型多为写实，有昂首的，低头的，站着的，跪着的，也有拉车的，栩栩如生，十分生动。其中的一件跪卧马饰件，长19.3厘米、宽9.5厘米、高7.1厘米，呈跪卧状。圆眼、宽额、短角、大鼻，张口，口沿处铸有衔环一周，四肢屈于腹下，尾内卷。马身上饰变形云纹和菱形纹，马颈及胸腹部用三道宽带条形纹相隔，上饰羽翅纹和兽面纹，马颈下部有一方孔，可能为实用或装饰用具之附件。尽管是跪卧的姿态，但因臀部略高，胸部略宽，依然能感受到马威武雄壮之气，体现了楚人勇悍尚武之风，也反映出楚马体型矮壮、肌肉发达、易于驾驭驯服的特点。
人们以大自然中各种各样的形象为生肖的蓝本，但因不同的地域以及社会历史、文化传统、民族风俗等不同，各地生肖的形象也有所区别，甚至一个区域也会有不同的生肖形象。例如，有的地区认为牛即是生肖，有的地区认为水牛是牛属，黄牛是羊属，并不是生肖牛；又如北方的龙多为蜿蜒矫健的腾空之势，而南方的龙多为张牙舞爪的俯冲之势；再如北方的生肖虎多为写实风格，与现实中的老虎无异，而南方生肖虎的形象较为简单，大多呈扁平状，与现实中的老虎有较大差异。这些多样的
